由此可见，离疫情中心越近，联系越密切，人员流动越频繁；人员流动越频繁，感染的机会和人数越多（总量和比例）。这是信息周边传播的基本规律，也是失控状态下这次重大疫情传播的基本规律。如果早一点明确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特点，切断病毒周边传播的路径，如果没有后来那么多类似“百家宴”和“两会”的大型聚会，武汉发生的这次疫情也许就不会造成后来 “封城”“封户”乃至“封国”的严重后果了，更不会夺取几千人的宝贵生命。

（二）以“路”为径的“远周边”传播

其实，无论是飞沫传播还是接触传播，新冠病毒向周边传播的速度和范围都是有限的。但是，由于其“人传人”的特性和乘坐现代交通工具的人的迅速流动性，新冠病毒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被极大地提高和扩大了。甚至可以说，高铁和飞机的速度有多快，新冠病毒传播的速度就有多快；铁路和飞机的航线有多远，新冠病毒就能传播多远。

和2003年的“非典”疫情相比，这次疫情的周边传播速度似乎更快，范围更广。为什么呢？这有两个与地理交通相关的因素：一是疫情爆发的中心武汉和湖北地处全国的中部，北接中原，南及湘桂，西通巴蜀，东连吴越，具有远周边传播的辽阔空间；二是武汉水陆空交通体系发达，是全国**的交通枢纽。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任何病毒都可以人为载体从武汉一天之内坐飞机或高铁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大部分城市。武汉一天对外输送旅客的规模有多大呢？封城前的2020年1月22日，一天之内即有30万人闻讯流出武汉，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参见图5、图6）。这并不是极限。2017年10月1日，仅武昌站、汉口站、武汉站三大火车站的单日送客量即达41.5万人次，加上公路和航空，单日送客量超过65万人次。

图5、图6：以武汉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扩散的人口流向（封城前）

图片来源：百度迁徙（2020年1月22日）

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现代交通体系、惊人的客运能力，这些都是全国新冠病毒肺炎确诊人数从2020年1月20日的4省292例迅速增长到1月28日31省5974例的重要原因。远在3500公里之外的新疆虽然有大漠戈壁横隔，但是1月21日就出现了一个低烧症状的病例，24日被确诊为新疆首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1月29日，3500公里之外的世界屋脊西藏也出现了首例新冠病毒肺炎病例。

如果仔细看一下全国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图，除了自周边传播规律特征外，还有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湖北周边省份的“周边省份”疫情也比较严重。特别是湖南的周边广东、安徽的周边浙江和江苏、河南的周边山东以及重庆的周边四川等，确诊人数都在湖北之外的全国前十名之内。也就是说，以武汉为中心形成一个粗略的“十字形”，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的疫情较重。为何？主要原因仍然是交通——南北向的延伸主要是因为繁忙的京广铁路干线辅以公路、航线，人流量巨大；东西向的延伸主要是因为宁汉渝高铁辅以长江航线和公路，人流量也很可观。至于南北向疫情中向南部的延伸长于向北部的延伸，东西向疫情中向东部的延伸长于向西部的延伸，主要是因为总体上南部和东部的经济比北部和西部更发达，吸纳的人流更多。

病毒走投无“路”，自然不好肆虐。比如，毗邻湖北的陕西和距离很近的贵州在这次疫情中受到的波及就很小（2月20日的确诊人数分别只有245例和146例），在全国省份中分别排名第17名和第21名。根据数据分析，这主要归因于上述两省与湖北的人员流动少。根据百度迁徙提供的1月9日（贵州春运人口流入最高时间点）流入贵州的来源地城市人口数据，武汉仅居第27位（占比1.04%）。武汉封城前一天（1月22日），以武汉为起源地的迁往人口数据，贵州排第19位（占比0.44%）。春运期间，输入贵州的人口主要来自浙江、广州和云南。而杭州、广东和昆明到贵阳的铁路均可以不经过武汉。根据气候及地形条件，与南方旅游地海南、广东的旅游旺季相反，1月属于贵州的旅游淡季，没有多少游客涌向贵州。陕西和贵州类似，与湖北也没有铁路直接相通，两省交界处被秦岭阻隔，经济和人员的直接联系很少。当然，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海拔的升高与遮挡也可能是一个隐性的因素。

（三）各有隐衷的“它周边”传播

通过对确诊病例的地理分布状况、传播路径与模式分析可知，在没有干预或防控不力的情况下，这次疫情基本上遵循“近者先染”的自周边传播模式和“邻者易得”的远周边传播模式，程度依次递减。但是，任何规律都有例外。任何信息的传播都不会是几何形的等距离、同密度的圈层式周边传播。这次疫情的传播也是不规则周边传播。疫情的轻重、染病人数的多寡除了空间距离、接触密度的因素外，还有交通便捷程度、区域经济文化联系程度、人员流动规模以及各地防控措施是否得力或科学等因素。各种因素的作用使得这次疫情还呈现出一种特殊原因造成的“它周边”传播模式。

所谓“它周边”，是周边传播理论中和“自周边”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自周边”传播是在主体自身周边进行的信息扩散和传播活动；“它周边”传播就是原来的传播主体或客体远离“自周边”的传播区域后在其他区域独立进行的信息扩散和传播活动。理论上说，武汉或湖北的周边无论远近都是新冠病毒传播的对象或客体，只是近处更容易被传染或者风险更大。但是，一旦远周边或者周远地区有一个或几个人感染而没有得到及时隔离治疗，他或他们或者说新冠病毒就等于在远离疫情核心的地方独立开辟了一个新的“自周边”传播战场。看看疫情分布图，广东、浙江、江苏三个发达省份因为湖北来的打工者多导致确诊病例多可以理解，河南、湖南、江西、安徽和重庆是湖北的紧邻，经济文化联系和人员来往多导致确诊病例多也可以解释，很多人纳闷，为什么远在2500公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确诊病例数也那么靠前呢（除湖北省外第11名，见表2）？难道携带新冠病毒的蝙蝠飞到黑龙江过冬去了吗？其实，有果就有因。诚然，黑龙江和湖北的经济文化和人口交流都很少，但很少不是没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2020年1月13日，牡丹江就有一个从武汉返乡的人被确诊为新冠病毒肺炎患者了。其后，全省各个城市陆续都有发现。到2月20日，共有病例476人。病例各个边远省份都有，为何黑龙江在北国边陲的“它周边”传播方面“一马当先”呢？原来，一月前后正是黑龙江冰雪旅游的旺季，仅2020年12月1日到2020年1月31日，哈尔滨就接待了湖北籍游客7万人次，其中登记住宿的43899人次，武汉籍10450人次。此外，通过对病例感染情况的分析，还有一个原因：轻敌。2月6日，黑龙江省各市报告了48起聚集性疫情，194人发病，其中45起是家庭聚集性疫情，占比93.75%；除伊春、黑河和鹤岗外，其余10个市均有聚集性疫情报告，其中哈尔滨18起。

病例一：2020年1月7日，陈某从武汉返回。1月15日，李某与陈某聚餐、K 歌，乘同一辆出租车回家。1月16日，李某与陈某共度一天。1月21日，李某与爷爷、奶奶及父亲聚会。1月24日，李某与爷爷、奶奶、父亲去姑姑家聚餐，共9人。1月28日，李某出现发热，1月30日在哈市传染病院就诊，2月1日被确诊。至2月3日，参加聚餐的9人均被确诊为新冠病毒肺炎。

病例二：吕某，哈尔滨市道里区人，虽然没有去过武汉，但在哈尔滨已经出现新冠病毒肺炎病例且地方没有强力防控的情况下，于2020年1月22日开始出现发热、乏力、干咳、胸闷等症状，未及时就医。1月24日，与其丈夫胡某在其儿子家共7人聚会、聚餐，1月25日，又和丈夫胡某及儿子去兰西县亲戚家，共十余人一起聚会、聚餐。1月27日，吕某症状加重，前往哈市**医院就诊并留院观察。1月30日，吕某被确诊“中毒”。随后，吕某的丈夫、儿子、儿媳、外孙女、哥哥、侄子、村医、女儿家保姆等8人相继被确诊。1月25日，与吕某在工作地点同一楼层的保洁员鲁某出现不适，2月2日被确诊。与鲁某共同居住的儿子1月28日出现发热，同日被确诊。至2月6日，与吕某共同聚会聚餐或有其他密切接触的16人被确诊为新冠病毒肺炎，波及或暴露82人。

上述两个病例显示，1月23日武汉封城后，哈尔滨的各种聚会活动仍在进行。结果，一人染病，全家遭殃，亲朋受害。

从城市的角度看，“它周边”传播的案例更多。温州和武汉相隔上千公里，却成为湖北之外全国确诊人数最多的地级市（截至2020年2月13日，温州确诊496例）。原因何在？原来，温州和武汉不是地理上的远周边，却是经济利益的近周边。据温州市2020年1月29日新闻发布会的数据，2019年，温州在武汉经商务工人员约18万人，湖北籍人口在温州创业务工的数量更高，达46万人。两地人员往来规模如此之大，又碰上春节，这就足以解释温州乃至浙江为何成为这次疫情的重灾区了。

还有一个蚌埠的案例。蚌埠所在的安徽虽然是湖北的紧邻，全省各市都是三级或四级灾区，但是，相比之下，蚌埠确诊新冠病毒肺炎的病例却比紧贴湖北的安庆、六安等地要多得多。截止2月9日的数据，蚌埠市确诊病例136人（绝对数不高，但在全省排第二），占常驻人口比例0.37%（全国地级市前三名）。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1月16日至20日在蚌埠举办了一场全国青少年足球赛，一湖北籍家属前来观赛，致使杭州绿城足球队数人感染。再说，此次比赛共30支队伍446人参加，湖北队员中不能保证没有人带“毒”来蚌参战。另外一个原因是：蚌埠是一个铁路交通枢纽，南来北往在此下车或转车的人很多，这其间必有潜在的带“毒”者。当然，也不排除疫情初期当地麻痹大意的原因。

这里再举一个防控有道、“独善其身”的正面例子。离武汉160公里的潜江市是湖北疫情最轻的灾区，也是全省**确诊病例在200以下的市区（除神农架林区外）。这主要得力于该市动手早、防范严。原来，1月17日，该市主要领导从武汉市得到疫情的消息后，在没有上级部门指令的情况下，就在**时间集中收治管理了32个肺炎发热病人，**时间封城，**时间终止所有娱乐活动，**时间出台了严格的禁足命令……这一切防控措施，都比疫情中心武汉市早了一周，比全国大部分地区早了两周。对疫情了解更多、疫情也更严重的武汉市如果能和潜江同时采取封城禁足等严厉的防控措施，必能让更多的人免受新冠病毒肺炎的折磨，大幅减少人财物的消耗和浪费。

黑龙江省和温州、蚌埠等市的案例也充分说明，信息或病毒的传播不是无条件地遵循周边传播近者先得、由近到远的规律的。风起于青萍，浪成于微澜。武汉的疫情一开始也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染上病毒后没有防控随之爆发的。在交通高度发达、人群对流频繁的今天，任何病毒都有可能近处抓牢，远处不放，甚至“随君直到夜郎西”，然后在“飞地”（他周边）迅速传播。

因此，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在自然状态下，疫情的传播基本遵循由点到面、由近及远的周边传播规律；在防控科学有力的状况下，疫情的周边传播是可以被阻滞或被控制的；现代交通条件下，距离已不是疫情的天然屏障，思想重视、措施得力才是疫情防控的保险栓。

三、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建设刻不容缓

庚子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秩序带来了巨大的混乱，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刻骨铭心、教训惨痛。从周边传播理论的视角来看，这次疫情防控有很多失误和教训，如果能够认真加以思考和总结，促进和完善我国重大疫情的防控体制机制建设，则可以转化为未来应对重大疫情的良方妙药。

（一）搞清疫情性质，缩短时间周边

周边传播理论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时间的进程。所谓时间周边，就是一个事件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界限。疫情如火，但如果发现及时、应对得当，疫情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被消灭在萌芽状态。然而，武汉的疫情从2019年12月初发现**例“不明原因肺炎”，到2020年1月23日宣布封城，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先是被一些“专家”误判，后是被一些官员“轻视”，结果错过了防控的**时间窗口，最后终于酿成不可遏制的旷世灾难。因此，及早发现，及早定性，及早治疗，及早防控，**限度地扩大防控疫情的时间周边，**限度地缩短疫情的时间周边，才能把疫情造成的生命、经济、精神和社会损失降到最低。

（二）确定疫情中心，控制疫区周边

擒贼先擒王，射靶要射心。按照周边传播理论，信息或能量的传播一般都会遵循从中心向边缘、由近及远的规律。而病毒或疫情的防控则是要遏止这种传播规律，把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压到最小。因此，在疫情防控中，首先就是要尽快确定疫情的发源地和疫情的中心点。只有确立疫情的中心，才能确定他的周边界限，预测它可能传播的范围，进而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按照周边传播理论的圈层模式，这次疫情空间可以依次划分为“五区”：中心区——危险区——恐慌区——戒备区——安全区。如果各区分别采取不同级别的应对措施，防控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必然更高，防控的时间必然更短，防控的成本也必然更低。但是，这次的疫情防控却是在“盲目乐观”中开始，在手忙脚乱中进行，在无序无效中循环，始终找不到、拿不准病毒和疫情的源头、疫区的中心和防控的重心。

首先，找不到病毒的源头。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可以说，专家和吃瓜群众一起“乱说”。有的专家说这次武汉发现的病毒和17年前爆发的“SARS”相似，有的专家说是截然不同的“新冠病毒”；有的说是来自于云南山洞里的蝙蝠，有的说是来自病毒实验室的“泄露”，有的说是境外某敌对国家暗自施放的生化武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次，说不准疫情的源头。有的专家说疫情的源头来自武汉江汉区的华南海鲜市场；有的专家说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疫情**的源头；还有的专家说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疫情的源头，真正的源头待查。2020年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被封后，疫情的源头也就成了“无头案”。

再次，没有准确划定疫区的中心。由于传言最早的病例来自华南海鲜市场，所以，当地以为把华南海鲜市场给封了就万事大吉了。于是，省市“两会”照开，饭店歌厅照去，大型活动照聚。即便是武汉已经“封城”了，还是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湖北乃至全国的很多人都以为疫区的“中心”给封死了，应该可以高高兴兴过年了。殊不知，武汉“封城”前已经向全国各地输出500万人，周边的孝感、黄冈、鄂州等几个城市“近墨者黑”，早已成为疫情的中心区而浑然不知，全国的媒体也未给予足够的关注，结果造成疫区迅速扩大和疫情更猛烈的传播。而且，由于武汉周边的城市规模小、医疗条件差、救治难度大，疫情情况甚至比武汉还严峻。2月3日，湖北省天门市的死亡率甚至高居全国之最。武汉周边的黄冈、孝感、鄂州、随州、天门以及临近武汉的信阳、南阳等市都出现了医用防护物资告急、病人得不到及时医治到处乱跑的情况。可以说，如果武汉早一点“封”，如果武汉周边的城市和武汉同步“封”，如果把湖北全省早一点作为疫情的中心一起“封”，也许防控的效果会好得多。

还有，防控的重点和路径不对。由于武汉卫健委和有的专家早期反复说新冠病毒“不会人传人”，导致社会上很多人听之信之，以致疏于防范。等到大多数人意识到这种病毒的易传染性和高危害性，大祸已经临头。

由此可见，疫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疫情可怕，更可怕的是不知疫情的源头和中心在哪里，轻视或盲目应对，胡子眉毛一把抓。没有中心，就搞不清周边；没有周边，就无法有效防控，最后必然小灾酿成大祸。

（三）阻断传播渠道，压缩“飞地”周边

按照周边传播规律，信息（疫情）的传播是有速度的，向周边的传播是循序渐进的，因而是可以预判的。即便是因为人群的流动和防守的疏忽，疫情出现了异地传播、“飞地”传播的状况，也大可不必惊慌失措，依然可以在确定患者“中心”和疫区“中心”的前提下有序有效地防控周边，用最快的速度阻断传播渠道，**限度地压缩疫情“飞地”的周边空间，切实防止疫情“飞地”变“主场”。令人揪心的是，这次疫情中有多个省份和城市的传播“飞地”差一点变成了另外的主战场。

值得强调的是，无论是“自周边”传播还是“它周边”传播，防控的关键都是“人”。这次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除了早期认识不足、措施乏力之外，就是中期“人”的失控。一是患者失控，得不到及时发现、隔离或医治，成为新冠病毒的“播种机”；二是患者的家属失控，与患者“不离不弃”，成为新冠病毒传播的“主渠道”；三是医务人员失控，成为新冠病毒的“二次传染源”。中国疾控中心（CDC）的一个统计表显示，2月初，湖北13家医院确诊的医务人员即达501人，还有600多疑似感染者。2月11日，全国有1716名医务人员“中毒”。这说明，我国医务人员的自我保护能力和保护医务人员的能力都有待提高。还有就是非患者失控，不少人的疫情防护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淡薄，有很多人在“封城”“封路”“封户”的情况下，仍然到处游荡甚至聚会，与执法人员冲突以致被绳之以法的大有人在。

（四）挤压谣言领地，扩大真相周边

周边传播理论认为，凡物皆有周边。病毒有，每个人有，甚至信息也有自己的周边。疫情防控，首重信息。信息不透明，决策必然滞后；信息不真实，决策必然偏离；信息不充分，决策必然失误。在这次疫情传播的过程中，实际上就三种东西在流动：病毒、人和新闻信息。而传播速度最快、能量**的不是病毒，也不是人，而是新闻信息。遗憾的是，在这次全国性的“抗疫”战中，一些新闻媒体和信息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甚至有时候起了副作用、反作用。具体表现在：

本地媒体表现令人失望。在外地媒体已经对这次疫情广泛报道的时候，武汉和湖北的媒体直到省“两会”结束，才吞吞吐吐、陆陆续续地报道武汉的疫情。本地媒体报道的滞后给当地官民一种天下太平无事的错觉，以至于疏于防范，麻痹大意，错过了疫情防控的**时间。武汉一家媒体不去充分报道那么多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和挣扎在一线的病人，却不合时宜地呼吁要多给市长“暖暖心”，媚态可憎。还有一家当地权威媒体的评论员不去感恩海内外的救援，却阴腔阳调地对日本友人在捐赠物质上写给他们的诗意寄语说三道四。

公共媒体权威未能凸显。公共媒体或者说官方媒体掌握的信息资源多，发布渠道广，在疫情谣言满天飞的时候，本来应该凸显更多的社会责任形象和权威性，多生产和传播社会关心的深度报道、问题报道、全景式报道，遗憾的是，不少公共媒体回避敏感问题，依然在不着边际地说着假大空套废话，甚至跟风逐流，发了很多“假新闻”。比如，很多全国性权威媒体未经核实就参与了所谓“八人造谣事件”和“双黄连事件”的报道，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

新媒体传播渠道有待疏通。这次疫情从发生到现在，很多时候都是微信、微博和公众号等新媒体在唱主角。这既体现了新媒体的功能和社会价值，也反映了网民和手机媒体用户们对疫情和灾区的关心，当然也是因为全国人民在家自我隔离，很多人除了上网发声吐槽实在无事可做。人多必然嘴杂。因此，新媒体上真假信息混杂，甚至有一些虚假和造谣的信息也在所难免。有一些对信息不透明、官员救灾不力或者对捐助钱物处置不当的批评过激一些也能理解。从网络管理的角度来说，及时甄别、删除虚假信息，消除谣言和噪音，也是对网民的负责。但是，事实上，很多网民对抗疫救灾工作提出的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也被删除或屏蔽了，不必要地激发了一些网民的对抗情绪。网络管理的正确态度应是：不仅仅把网络看作信息传播的渠道，还应该把网络视为了解民意民情的管道和集思广益的通道。

这次疫情的爆发用惨痛的损失告诉现实和未来，只有提高信息的公开性、及时性和媒体报道的客观性、时效性，才能**限度地缩小病毒和谣言的“周边”，扩大健康、真实和信心的“周边”，实现社会效益和人民利益的**“周边”。

（五）完善防控体制机制，缩小主观盲动周边

2020年2月1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习总书记的讲话指明了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的方向、内容和路径，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性意义。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杜绝一切重大疫情或灾情是不可能的。也正因此，国家和各级政府应该把重大疫情防控作为一种常态化、体制化、机制化、系统化的工作来抓，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病急乱投医、临时抱佛脚。这次重大疫情从初期的信息披露、中期的防控措施到后期的救援工作以及新闻传播都存在着很多有待改进的地方和空间，留下了很多惨痛的教训，亟需从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上加以反思和补救。其中，重大疫情法制建设、重大疫情管理机构设置与职能、重大疫情预警机制、重大疫情信息发布机制、重点疫区的联防联控机制、重大疫情的反向传播机制、重大疫情物质储备制度、重要媒体的新闻传播机制、重大疫情的救援机制以及重大疫情的体制保障机制等等，都应是我国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内容，且需深入细化，做到切实可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亡羊补牢，犹未为迟。

【社科基金】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周边传播理论与应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7ZDA288

【作者介绍】本文作者系高菲，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主持或参与十余项***、省部级社科研究项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以中、英、日文发表新闻传播、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等方面的学术论文60余篇，专著、编著、参与编辑书籍多部。